临床药学部党支部进行政治理论知识测试

[127]就近代以来以上法学家所论来看，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是越来越凸显了，他们不仅谈到权利与法律起源的因果，也谈到法律对权利保护的重要性。

6、法律不要求不可能之事。[34] （奥）凯尔森著，沈宗灵译：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》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，第538—539页。

然后紧接着说：正义的法则在人间皆属虚幻。[61]人们认为近代西方对正义论述最有深度的要算康德[62]，他把正义奠立于他的绝对命令之上，这里的命令即支配人类行为的理性观念，其表述形式有假言令式和定言令式两种。但是，自然法思想至今没有摆脱上帝之手，其神秘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仍被人们诟病，因之也不可能有确切的定义和具体的规定。然而，不管最初充当货币的物品是什么，即使是人们普遍需要的最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，一旦作为具体的使用价值物品，仍只能是一定的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物品。[157]他甚至还有些许悲观：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

终极上看，善更有利于人性的实现。[40]这就是说，人的智识还不足于完全认识自然法。同样也说明在战乱中、在恶的对立中刑的产生。

我们可以说，明清律是我们的坏法律，唐律是我们的好法律。故射者因槷，治者因法。[52]与仲长统几乎同时的荀悦也说到，德刑并用是常态，只有在极端情况下，礼教与刑罚才不管用。但就立法的总体情况看，主要是沿袭唐律，有所改动的地方多是加重了处罚。

于是，当十九世纪初，东方已然衰颓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新锐的现代文明短兵相接时，迅即败下阵来，以致李鸿章惊呼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总之，不论立法还是司法，唐朝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这种现实性表现在人性上，呈现出人性善与恶的历史分野。这部法律分总则、债权、物权、亲属、继承五编，共36章，1659条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[48] 《汉书·刑法志》[49] 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大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，于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。在审判制度上，除了有援法定罪的总原则，还有节制拷讯的制度安排，也有对老幼、孕妇的适度照顾。

[70] 高宗运际昌明，一代法制，多所裁定，仁宗以降，事多因循，未遑改作。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在中华法系中的彰显，是经历了大开大阖的苦难历程的。在民事法律方面，诸如契约、婚姻、继承等都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过主要反映在周礼中。可以看作中华法系几千年来德主刑辅的总结。

道者可以率人之性，又不能禁人之恶。对于这种状况，或许会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中国还是民主的小学生，中国的民主不能一蹴而就，还得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

近代西方民主的再度勃兴，是挟带资本主义的猛烈攻势而来的，目前已呈强弩之末情状。[55]他对德教的譬喻虽不贴切，但德法并用、以刑佐仁的意思是清楚的。

《汉书·刑法志》也说：禹承尧舜之后，自以德衰，以制肉刑。这固然有国家衰亡时的形格势禁，也有对中华法系的身在庐山之迷，更有对西方法系的盲目崇拜。所以明律比唐律严酷得多。回望这一段历程，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中华法系的根本抛弃，大量接引西方成法，而实际的法治效果却不敢恭维，这难道不会贻数典忘祖之讥，罹食洋不化之疾吗？二 反思中华法系的反动我们谈对中华法系的反动，是指对中华法系的否定，反动一词，取其中性词义，不含价值判断，系指其对中华法系的反作用力。其罪名也新增了俱发罪、共犯罪等。[70]另外，还有一些行政立法的编纂，如《康熙会典》、《乾隆会典》、《嘉庆会典》等。

[59] 白居易：《长庆集·四十七卷》[60] 参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314—329页。[44]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也说：唐之刑书有四：曰律、令、格、式。

所以汉朝建立后的初期，尚黄老之学，行无为之治，与民休息，刑罚用稀。犹如汉高祖之醢彭越，吕后将戚夫人作人彘，亦非依律所为。

心学的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，把人欲看得比强盗还要厉害，更难破除。有隋一代，历时短暂，其法制建设，有两极化的表现。

……是周制刑之意，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，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，盖可睹矣。曷谓中？曰：礼义是也。他以问答的形式写到：或曰，善恶皆性也，则法教何施？曰：性虽善，待教而成。更有特点的是春秋决狱的出现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。

《易经·师》中说：师出于律。这样看来，孟子荀子的学说似乎便分出了高下。

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。[81]这些法典及其他法律法规汇编成册，通称为《六法全书》，完成了法律形式的近代化。

在当时的大争论中，有一个在青岛特别高等学校教书的德国人就曾指出：余见中国自置本国古先哲之良法美意于弗顾，而专求之于外国，窃为惜之![86]如此警语，却被中国法学家视为幼稚之论，仍大张旗鼓地引进西法。而关键在于，中华法系有着世界其他法系不曾有的精华，潜藏着在普遍的权利迷茫中指引人类迈向美好未来的机窍，虽然由于历史的尘埃人们难识其真面目，但只要我们勤加拂拭，善自珍摄，推陈出新，定能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。

夫治民者，若大匠之斫，斧斤而行之，中绳则止。我却认为这只是反映商纣王的残暴手段，并非是当时的刑。上一自然段概述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一些法律建树，时间虽短（大约三、四个月），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却有开创性的功绩。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加剧，贵族阶级渐趋没落，地主阶级日益壮大。

撇开具体的条文不论，这实质上涉及到中华法系的根本，即德治礼教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刑法方面总的有《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》，单行的有《戒严法》，《治安警察条例》，《惩治盗匪法》，《陆军惩罚令》，《陆军刑事条例》，《海军刑事条例》，《徒刑改遣条例》，《易笞条例》，《乱党自首条例》，《边界禁匪章程》，《私盐治罪法》等。

更精彩的是，在这个大争之世，诸子百家都在寻找最根本的遵循，即中国传统中的道。[51]彳亍百年之后，东汉的仲长统明确说到德主刑辅：德教者，人君之常任也，而刑罚为辅助焉。

更普遍更常用的是《国语·鲁语》中的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。姑且不说刑起于何处，但就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，刑是都具备的，它以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强行将一套规则施之于民，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，这必须是以国家的形式而出现的。